“医学救国”：维新思想家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使命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变革现状的***。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废除汉方医，完成了由传统医学向西方医学的转变。 鲁迅曾说，“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中国士人从明治维新废除汉方医的事实中获得启发：
日本从前风气未开，其医学悉本于中国内经灵素各古方药。近五十年以来，殚精竭虑，日图进步。现城镇乡村，医校林立。非经考验注册，得有政府文凭者，不准业医。海陆军人，均有专医。看护其身体，按段分区，时有卫生医官，劝导民间，俾家喻户晓，上下社会，男女妇孺，莫不俱知卫生之理。其医学可与列强并驾齐驱，国势所以蒸蒸日上。
甲午战后，中国大量的青年学生留学日本，学习包括医学在内的科学知识，也有一些维新派思想家把挽救国家危亡的变法维新与宣扬西医联系在一起。在科学观上，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用科学方法改造传统文化——启蒙科学观初露端倪。
维新思想家科学思想的产生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密切相联，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与救亡意识。他们的科学论述中具有深沉的忧患意识，他们学习西方科技是与寻找救亡图存、改革维新的真理紧密相关的。维新派的政治主张是废除君主专制和纲常名教，代之以君主立宪，文化上则主张全面引进西方科学，在医学方面，有“医学救国” 的张扬。
这里，不能不首先提到康有为。他已超越了早期启蒙思想家和洋务派的科学观念，认为学习一点技艺制造，并不能挽救亡国。康有为本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熏陶的士人，走的是科举道路，他对历来被视为夷狄之学的西学如此重视，除缘于香港、上海之游所目睹及受《万国公报》和各西学书籍的启发外，其疾病经验亦为一个因素。1885年（光绪十一年）春天，康氏患病，头部暴痛如裂，自云“几死”，“目又痛，群医束手无法，惟裹头行吟于室外，数月不出。”这场大病，使他痛苦不堪，甚至“检视书籍，从容待死。” 际此坐以待死之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既而得西医书读之”，依方试服，竟渐渐痊愈。康氏因推崇西学而试用西药，而病痛痊愈，使他更加崇信西学。康有为较早地体会到科学方法与西方近代思想间的深层联系，并进而对中国传统的以“仁”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进行反思，希望建立以“智”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这种“智”的思维方式，则接近于理性思维方式。 他对于传统的不重逻辑的局限已开始有所突破。
启蒙的科学观在梁启超的思想中也展示出来。他认为“西人之所强者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因此，要师其“所以强者”而非“所强者”。 梁启超也是近代对于医学特别关注的思想家之一。根据他的《西学书目表》看，在当时的39种医学类图书中，梁启超已读而识之者12种，约占31%。 他曾撰写《医学善会叙》一文，对中国历代统治者不重视医学，医界水平低下予以猛烈抨击：
今中国所在，京国都会，以至十室之邑、三家之村，固靡不有以医鸣者；询其为学也，则全体部位之勿知，风土燥湿之勿辨，植物性用之勿识，病证名目之勿谙，胸中有坊本歌括数则，笔下有通行药名数十，遂嚣然以医自命。偶值天幸，疗治一二显者获愈而国手之名，遂噪声于时，今之所谓医者，皆此类也。
文末指出医药之重要：“故不求保种之道则无以存中国，保种之道有二，一曰学以保其心灵，二曰医以保其身躯。” 梁启超还鼓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医学改革，认为凡世界文明之极轨，惟有医学，“医者，纯乎民事者也，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英人之初变政也，首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求全体，而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多寡之率，而讲衣服寒热之法，而讲工作久暂之刻，而讲产孕，而讲育婴，而讲养成生，而讲免疫”。他坚持认为医学必须改良，西法必须引进。梁启超对于医学的观念在1926年发表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中尤为突出。这年，梁启超因患血尿不愈转入协和医院手术，可是“割掉的右肾，并没有丝毫病态”，因此，北京有好几家报纸攻击协和医院。尽管梁启超知道“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但他要求议论界对于协和“不可取摧残的态度”。他说：“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察，不能象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在维新派代表人物中，谭嗣同对西医的爱好具有代表性。谭嗣同和谭家成员与武昌传教医师马尚德还有过亲密的接触，甚至有人说马尚德是谭家的“家庭医生。” 谭嗣同曾在南学会作《论全体学》演讲，根据人体解剖学说阐明人体内脏的生理功能，明确指出西方医学以解剖学为根据的切实可信。对于西方人体解剖学的有关内容，对脑、肺、肝、脾、胆、胃、小肠、大肠等人体脏腑的形状、位置、生理功能都作了详细的描述。他对于人体的思维功能在脑不在心进行了重点的讲解，一在纠正古人的错误观点。另一方面，对清代一些迂腐之人提出洋人身体构造与中土之人不同，因而信仰宗教亦不同的谬见 加以指斥。
另外，他还讲到心肺功能和血液循环的问题。谭嗣同不仅传播西方科技文化，而且以其作为富国强兵的武器。他以广博的科学知识为思想资源，开始了从古代思辨式方法向近代以实验为根据的科学方法的转变。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讲，谭嗣同早年“尽读所谓‘格致’类之译书，将当时所能有之科学知识，尽量应用。”谭嗣同在著《仁学》一书时，就是以算学、格致学作为此书的思想渊源之一，其中由傅兰雅1896年译成中文的《治心免病法》 ，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书引起了谭嗣同强烈的共鸣，他曾说：
“以为今之乱为开辟未有，则乱后之治亦必为开辟未有，可于此书卜之也。” 《仁学》中这样写道：
夫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知心力之不可恃，不审心力之所由发，直情径遂，壮趾横行，则持以平机心之心力，转而化为机心。”而“机心”只能“助劫而已，焉能挽劫哉？”即技术的发展并不能解决人世人心的问题，只有“使心力骤增万万倍，天下之机心不难泯也。心力不能骤增，则莫若开一讲求心之学派，专治佛家所谓愿力，英士乌特亨利所谓《治心免病法》。
与康、梁、谭几位有所不同，严复直接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严复极力推崇西方医学，把中国的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认为其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是臆造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虚玄话语：
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基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
他称赞西学翔实而有用，中土之学“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有理，媛姝者以古训而严之，初何尝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诚妄乎？此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所以病也。” 他还宣扬“强国必先强种”的理论，把身体强壮放在第一位。他在《原强》一文中说：“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种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 在同时代人中，严复最早触及到了西方科学的本质。他翻译和介绍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理论，都是为了要说明西方资本主义的“强盛”，并不在于“船坚炮利”之类“形下之迹”，关键在于“黜伪而崇真”的自然科学方法和“屈私以为公”的民主政治制度。这其实也就是“五四”提出来的赛先生与德先生——科学与民主。 这“标志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由感性到理性、由具体到抽象、由形式到内容、由现象到本质这条‘天路历程’中不断上升的一个界碑。”
在改良派呼吁下， 1898年光绪皇帝在变法时下谕：“医学一门关系至重，极应另立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归大学堂兼辖，以期医学精进。”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评论此上谕说：“医者，泰西大学为一科，今特许增之，实为维新之一政也。”变法虽然失败，改良派的主张没有完全付诸实施，医学改良更不必说，但民间兴办“新医”的自发热情极高，已成为一种潮流。西医作为独立的医学体系逐渐发展强大起来。在官方，从 1901年到1911年清末新政、筹备立宪的改革中，不仅有清末大学堂章程的制定，还有卫生行政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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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或进而为相、退而为医之说，士大夫多知医，甚焉者可以悬壶施诊。其时之医，在今人看来，均为中医，其理与儒学同源，故称儒医。 晚清从西洋传来的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出自完全不同的系统，是士大夫全然陌生的东西。因此，晚清思想家对西医的接触、了解、认识，既受知识结构的制约，也受时代条件的限制。林则徐知道西医有用，李鸿章知道西医有效，康有为看到西医有道，到了孙中山、鲁迅，则变成了完全的西医派。思想的演进，与西医传播的范围、影响的深度成正比关系。
“春江水暖鸭先知”，在任何时代，思想家都是社会思潮敏感者。晚清中国，通过西医，普通百姓看到的免费施药、手到病除，哲人贤士看到的是其背后的西技西制、西学西理。这是本文选择通过思想家来看西医影响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