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伪命题：五千年中华文明史

文明 人类的本性与奴役
导言 反思中国文明史是否有可能？
　　王兄的原创
　　
　　一个伪命题：五千年中华文明史
　　
　　 以公元前3110年统一上埃及和下埃及的古埃及第一王朝为人类文明的上限，是一项埃及学和年代学的研究结论。由这一结论可推算出人类文明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五千余年，而不是哪一个文明、哪一个国家单独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然而，在中国官方的宣传中却有一个“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定案。这个五千年从何而来呢？可以肯定这不是中国古人的说法——中国古老的时间观念只是万世、万代、万年、万岁一类的模糊数字。那么，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五千年文明史”这一组中文是来自对外语的译文；由于模糊或曲解的引用，最终被嫁接成“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为了添满这五千年，便产生了许多荒唐事。
　　 若要凭考古挖掘得来的陶片或石片将中华史真的凑足一万年也并非难事；若要另行制造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标准也方便得很。但文明史总得具备明确的实质：是农业文明史？还是工业文明史？譬如，大跃进那段既没有炼出钢铁也未能“超英超美”，却导致几千万人饿死的灾难史，算是农业文明史呢？还是工业文明史呢？荒唐史也是历史，但荒唐到只要看到外国人有了什么史，中国人就依葫芦画瓢跟着捏造，却反而寡廉鲜耻地去争夺专利权，总是没有实质的。
　　 近年来中国又产生一部荒唐透顶的夏商周断代史，修史的契机来自一个***官员对埃及的出访。该党员在参观埃及的考古成就时为埃及学研究的完善程度大为叹服，尤其对埃及年代表之精确羡慕不已。回国后他与同志们达成共识：中国人不能落在埃及人后面，必须制造出一份更精确的年代表来弘扬中国人永争“天下第一”的精神！于是拨出数千万元资金展开一个断代史工程，召集一批功利之徒加学者像唱价拍卖一样举手表决敲定年代，捏造出一部堪称史学奇耻大辱的断代史。
　　 古埃及文明为何能够留下精确可考的年代表？是因为那个文明对尼罗河每年一次的涨落的依赖程度和关注程度，决定其中产生了不同于其他文明特征的历法、天文体系和时间观念。他们在尼罗河每年一次的涨落周期和索梯斯（天狼星）天文周期相契合的时间框架中精确地记录了自己的历史，这是他们的优点，与别的文明无关。印度文明的独特的时间观念曾经完全漠视年代记录，他们并不会因丧失精确的年代表而导致自我价值的混乱——况且，他们至今不需要捏造一部断代史来增添虚荣。
　　 然而，在中国，这部断代史还不是最荒唐的。
　　 多年前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阉割、虚构中国历史，把夏商周三代编造成奴隶社会，把秦朝至清朝编造成封建社会，然后就把中国历史越过资本主义一直推进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对此，在埃及和印度找不到可比的现象。
　　 我在这里并不想真正展开比较研究,却要再论述一个伪命题：“中国文明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不曾中断地延续至今的古文明”。
　　 我很难弄清这个比较要实现什么意义，除了又是那个空洞的——天下第一？这伪命题有何价值，竟然如此广泛流传并特别能激发民族自豪感？延续至今的就一定比中断过的更有价值？好死不如赖活？且按下比较的价值不提，先来分析“不曾中断”是否有实质。巴比伦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已经灭亡了，不构成比较对象，可比的就只剩下印度文明了。那么，这伪命题凭以断定印度文明曾经中断的事实，应该是指蒙古征服者曾经在印度建立过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莫卧儿王朝。可是蒙古征服者在中国建立的元朝是依据自定的等级制法律进行统治，根本就未实行礼制“以德治国”。难道这个王朝不是对中国文明固有的礼制的中断么？
　　 这个国家中为何能产生如此的明显荒谬的攀比意识？为何有这么多人既不认识自己的价值，也不认识别人的价值，却凡事总要争过别人一头呢？如果说我对文明古国进行比较只是为满足证伪的乐趣，那是不正确的。我只是想在几乎被谎言和幻觉淹没之处先拨开渣滓透口气，然后就要开始分析中国文明的实质。
　　 关于现代的埃及人和中国人，有个事例值得在此一提。近年有个瑞士人发起一场半愚人节目、半商业欺诈的“世界七大奇迹”网络投票评选。埃及的金字塔和中国的长城都被列入候选名录。埃及人不为所动，认为金字塔的伟大完全不需要靠这种低劣的炒作来证明；而中国人则纷纷入套，将投票提到爱国和挽救中国文明声誉的高度，直至凭人口优势稳居“天下第一”方肯罢休。
　　 现代埃及人的民族成分已经与古文明时期大不相同，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生活在与古代世界决不相同的期待中。他们生活在那块曾孕育过一个伟大文明的土地上，是古埃及文明遗迹的继承人；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法老宗教和木乃伊崇拜的腐化精神的传承者。现代中国人却仍然广泛地崇拜长城所象征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精神，而不能把它视为一种业已灭亡的统治精神的遗迹。
　　 古老的文明已经灭亡了许多个，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一长串辉煌的名字都已经归入人类文明的死亡档案。其中最令人惊异的是巴比伦文明的死亡档案，竟然可以贴上一个简明而又概括的标签——堕落。
　　 然而，对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这样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的反思，既不可能像对“巴比伦式的毁灭”那样，因其毁灭过程的剧烈而只留下一个惊骇的印象；也不可能像对古埃及文明那样，将其当作一个死亡的标本来完全冷静地解析和破译。要在一个延续着的文明中反思其灭亡的因素，必然要触及这个文明中的期望和幻觉，真理和谎言——说到这，谁又能证明他是在怀着期望追求真理，而他所反对的都是幻觉和谎言呢？因此，每想到这，我都不禁想要寻求解脱之道。但我又想到，即使是出于对个人尊严的关注而去探讨反思一个文明中的灭亡因素的可能性，那也好于盲目地相信自己所处的文明（或国家意志）具有超越灭亡的实质——即使不是为自己的灵魂得救做准备，也至少能够因拒绝接受一些谎言而使自己的灵魂免受耻辱——譬如以“中国特色”为合理性来做循环论证，将无数谎言证明为真理, 这就是一件令人绝望的事。我可以指出，这个特色论证等于说：中国文明决不同于所有其他的人类文明，不存在对它进行反思的可能性。如此一来，就真的只能对这个文明保有巴比伦式的期望了——只能等待上天垂示朕兆，而人类理性已无能为力。然而，只要摆脱这一成见，比较一下其他文明中的灭亡因素，就不难发现，有生有灭原来也是中国文明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