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字的忌讳－－思想者札记

 文字忌讳源于一种面对宗族图腾和祖宗牌位而凛然敬畏的初始禁忌，后来才蜕变成文字狱这样一种以暴力手段强制施行的道德攻心术，也是帝国文明丧失人性实质的一个标志。
 中国的宗族文明和帝国文明却表面上使用的是同一套概念体系，以至于“儒表法里”的专制实质甚至可以抛弃任何儒、法的概念而换成别的拿来主义概念体系，而将一种纯粹的专制惯性保持强势的连续性。由文字忌讳生出的文字狱甚至可以使任何文字都变成了统治者的谵语。朱元璋是个文盲，又做过贼和僧人，在他的地方口音中则与贼同音，道与盗同音，生和圣与僧同音，青门与寺庙通义，取法与去发（和尚剃光头）同音，法坤与发髡（也是剃光头）同音，光与光头只少一个字，受与兽同音。总共有过十三个官员在呈给朱的公文中使用了上述几组同音词或同义词中的前一个词，但上文下文全无讥诮之意，却被内心阴暗的文盲皇帝听成了后面的与其卑贱出身相关的词——因为他不识字只能听人读公文。听到则字或道字就疑心别人骂他是贼是盗，听到生或圣字就疑心别人骂他是僧人，听到取法就疑心别人讥笑他做和尚剃光头，听到受字就疑心别人骂他是兽，连个光字都不能说！就凭这个朱元璋把他们都给杀了。宗族礼制的概念体系还有什么意义？别的拿来主义概念体系又有什么意义？任何一个字不管有没有意义都可以置人死地，你还能拿它们当作维护仁义或人类尊严的精神依据么？文字还有什么意义？落到了统治者手中，不管是变成了荒诞的杀人玩意儿，还是变成了“一句顶万句”的语录，都是这个世界的灾难。
 文字忌讳由初始禁忌的敬畏祖宗蜕变成年为无节制的精神恐慌，是中国人的一个精神怯懦的突出特征。但这种文字恐慌并不只发生在政治领域，在日常生活中也形成无处不在的迷信习俗。在南方人的口语中，虎和腐发音相同，人们因为害怕虎所以连腐这个同音字都不敢随便说。那么，要吃腐乳怎么办？人们为了别冒犯虎就改口说吃猫乳。对于极度恐怖的统治原则人们怎么办？先前是除了喊万岁就闭嘴，或者不闭嘴就死无葬身之地，现在恐怖减轻了所以就有人用一些变相的瘙痒的名称来描述它——譬如现在比较流行的“潜规则”、“血酬原则”、“厚黑学”等等。这些猫乳式的新名词或新理论实际上是对那个不可名状的恐怖存在的一种恭维。其实任何概念体系在这里都必须获得强制施行文字狱的暴力手段才有终极意义。就连***本人也说过：“什么主义不主义，信仰不信仰？最后受害的都是人！”这是受害者的呐喊，发生在他的“山沟里马克思主义”受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真马克思主义”清洗的时期。几遭灭顶之灾的毛氏只因及时大病一场，让对手以为他会病死才得以死里逃生。错过了下痛下杀手机会的“真马克思主义者”们后来就污蔑他犯“政治病”，这些人真是没有口德，但他们与毛氏一样遵循同一的文字恐怖原则，文字不是用来表达意义的而是用来施行恐怖的，所谓主义的真假不过是表面文章。孟德斯鸠在《论罗马帝国的衰亡》中给“民族精神”作出如下定义：一个民族都有一个总的精神，权力就是由这个精神产生。中国文明的精神实质已经沦丧到否定任何人类理性和信仰，而仍然保留着无限恐怖的文字狱的权势禁忌。这就是文明在丧尽人性实质之后却仍然在恐怖手段上保持着某些连续性的惊人例证。
 回顾中国文明中初始禁忌的蜕变可以看到，在中国起初的宗族文明中，宗族感情的初始禁忌是凝聚初始价值体系的生命力，并不需要类似秦穆公的斩首令那样的强制机制来控制整个文明世界的风俗和秩序。在经历战国时期的漫长的内部绞杀，宗族礼制的价值体系全面崩溃之后，帝国文明的以恐怖为动力的专制原则正是在那些初始禁忌上改变了中国文明的人性实质——起初一个宗族的人出于对个人尊严和内部平安的关注以及对以暴易暴的忧虑而自主地产生的对宗主的忠诚，到后来变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受迫的绝对服从。祖坟禁忌从贵族制的有礼仪节制的等级差别发展到帝王和权贵的极度奢华夸张还不是最坏的蜕变，中国人变得互挖祖坟互相亵渎才是最可悲的堕落。穆斯林有禁食猪肉的宗教禁忌，同一信仰的敌人可以互相杀死但未听说过有强迫对方吃猪肉亵渎宗教的事情。同宗同文的中国人却会互相亵渎祖坟，在燕齐仇杀中田单使出那个精神自残的妙计之前是否有过先例呢？至于文字忌讳，它留给现代的遗产是概念的彻底虚幻，只有文字狱的精神恐怖是真的，敬畏祖宗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祖宗都可以另立。所以要认识这个文明世界的实质，完全不可能从它曾经或正在运用的概念体系得到真相。但不可能没有真相，从宗族感情的初始禁忌到中央集权制中的权势禁忌，这个文明竟然在精神的最黑暗之处保持了如此强大的连续性，人性的实质却完全泯灭了。
 然而在中国，从有充分自治权的宗室贵族政治到中央集权的帝国专制政治，至少在表面上看来用的是同一套政治伦理——礼制，仿佛从宗族文明到帝国文明，中国文明并未发生什么质变似的。这些“儒表法里”的专制帝王不像古罗马的独裁者那么坦诚（焚书坑儒的秦始皇除外），都是些满嘴仁义道德的伪善者。因此，在分析宗族文明丧尽实质的过程之前，我先要谈谈“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条在中国直至今日仍然人人皆知的颠倒人伦的政治谎言。这条政治伦理的可耻之处在于它将人类的亲情和灭绝人性的专制政治扯到一起，仿佛你若反对君杀臣就是想提倡子杀父似的。以父子的人伦比喻政治伦理是远古的宗族传统，问题是宗族伦理自文明肇始之日起就是假仁假义的政治谎言呢？还是本来真有仁义忠信只是后来这些善意的语言被专制的暴力原则剥离了人性实质呢？从动物的进化史来看，亲子本能是大自然在赋予动物以性本能之后为利于动物的种群繁殖安排的一种神奇的生命力。不能想象大自然会单独对人类的原始种群作出一种相反的杀子本能的安排。也不能想象亲子本能不适合华夏族的始祖们用来规范人伦，所以我们的老祖宗一跨入文明门槛就逆转人性制定了这条“父叫子亡”的礼义作为开宗明义的政治伦理。从台湾的一所医院公布的捐肾者名单来看，在出现了三十几例父母为儿女捐肾的案例之后才出现第一个儿女为父母捐肾的案例。这一事例倒不一定说明缺少愿意为父母捐肾的儿女，可以推测是患肾病的父母们出于亲子本能宁可高价从别处选择肾源或放弃治疗以保护儿女。从人类犯罪史中最黑暗的领域来看，父杀子的案例也远远少于子弑父的案例。父母对儿女的爱比儿女对父母的爱更强烈，父亲不杀儿子，这是动物本性的规律。为何到了中国政治的领域中，“父叫子亡”却被杀人者和受杀者当成了最惯常使用的术语呢？你可以说，中国政治是黑暗的领域没有是非可分没有人性可言，但另有一个黑暗的领域值得在此一提。在中国人的宗族感情还很强烈的年代，挖人祖坟的盗墓业是个最黑暗的行业。稍有良知者就不会干这行，灭尽天良者互相之间又因为各自的邪恶而难于达成有信任的合作机制。只有父子关系最能够承受这种合作关系，于是这一独特的父子产业就留下了一条父权制规则：儿子钻入墓室寻宝父亲在洞外望风接货。但这条由儿子承担苦差的规则不是父亲为奴役儿子制定的，而是因为发生过儿子在接货之后堵死洞口活埋父亲独吞财宝的事情，父亲尽管也丧尽天良却受亲子本能的支配决不会活埋儿子，能够维持一点合作关系必须的最后的仁慈和信任。是否可以说若丧失了这点最后的良知任何人类关系都会破裂呢？但“父叫子亡”的中国政治却反而好像更利于达成君臣忠义或“革命的战斗友谊”之类说起来好听的东西，你相信吗？其结果是统治者动辄造成“千百万人头落地”，受害者却麻木不仁，也许这个文明社会真的达成了一个共识——做父亲的要杀儿子，做君的要杀臣民，不中用的龟儿子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 只有中国政治才用颠倒亲子本能的谎言来申述颠倒人性的政治伦理。但如果说谎言是对真相的颠覆，那么可以推测以宗室贵族精神为主体的礼制精神是在后来被中央集权制用作治国之术才丧失了实质，就像以任何民权理论充当一党制的治国理论必然丧失实质一样。我们大可不必因为这些中国式的政治谎言的存在而对人类的感情和理智都完全丧失信任和希望。丧失了人性实质的“儒表法里” 的专制礼制又具有了怎样的实质呢？那就是游民政治——所有的古老文明在进入衰落期之后都具有的一个共相：反祖现象。所谓反祖现象并非人类抛弃文明的秩序和法律退回原始的生活方式，而是在社会中上帝的法律、人间的法律和自然的法律都全面崩溃；就像在砸烂公检法的***中竟然出现父子、祖孙、夫妻、情侣、兄弟、姐妹、亲戚、师生、朋友、邻居、同事、漠不相干的路人互相揭发、出卖、拷打、残杀，全民造反，全面夺权，打、砸、抢（这些充满暴力的字眼因革命的需要而一度变得无比光荣）的人性悲惨无情的社会运动一样，人间沦为地狱地狱升抵人间。这种由荒谬的父子人伦引申出来的政治伦理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父子之间的仇怨总会由于人类本能的亲情力量而很快消泯。于是统治者的暴行不管有多么伤天害理灭绝人性，总会很快由这种颠倒人性的伦理模糊剂所混淆，以至于任何对暴政的谴责都反倒显得像儿子责怪父亲一样不合人情有悖人性的自然法则。如果我们今天仍然称自己为中国人，并认为自己仍然继承着中国文明的遗产的话，就有必要弄清楚我们作为人是否已经在本性上服从一种颠倒的人性规律。这就有必要弄清楚“有中国特色”的人类伦理和政治伦理是在源头上就有别于普遍的人类本性，还是在文明进程的某个阶段被颠倒了是非。
（选自王兄原创：文明 人类的本性与奴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