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精英与丹东的妓女

文/junli6363 (转自三边行迹博客）
（这个帖子写好2个月了，但是一直犹豫，今天贴出来，请批评）

有一天偶然碰见一个帖子，是一个老者的。他说他的姐姐文革中正读大学，在学校的武斗中被打死了，1980年代平反，但是，至今不知道被打死的经过。这位老者知道当时有些人和这件事的距离比较近，可能知道真相，他从对死者，对生者有一个交代的角度出发想弄清真相，于是，向可能的知情者求助。但是，竟没有一个人给他回复——这些文革的参与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于是，这位老者大惑不解。对于这位老者的遭遇，我不觉得奇怪，也符合我的一贯判断——文革中的活跃者绝大多数人都有罪孽，只有少数人是无罪的，所以，很多真相无法揭示，因为没有清白的人，也没有真心忏悔的人。但是，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这位老者去询问的人，其中有些竟是当初参与文革，后来又以反思文革而成名的知识精英，其中也包括北京社科院的（老者没有点出名字）名宿。这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在学理和人性之间为什么竟如此黑白两道，尖锐对立？

其实，这方面我也有些直接或间接的经历。有一个我非常尊敬的“右派”（不是庙堂之上的精英，而是民间的反对派），我在网络上是一直满腔热忱地支持他们的理性反对行动的。这个“右派”有一次热情地转载了我的一个东西，于是，我试着与他进行个体交流，无非是为“引为同道，互相标榜”的虚荣心所驱使，没想到他以漠然对待。还有，上个世纪中后期（讨论人文精神的失落），北京和上海很有些以研究鲁迅和反思中国文化传统为能事的知识精英，我一度非常喜欢他们的作品，觉得他们的批评精神殊为可贵，而且，我认为他们引领民间和启蒙大众，为中国未来走出蒙昧播下火种。但是，有几次与间接接触他们的朋友说起，朋友给我讲了一些“轶事”。从这些轶事中，我获得两个信息：一个是这些人正过着优裕的生活，另一个是他们对底层其实很傲慢！对于前者，我是没有异议的。胡适等这些当年的“精英们”都过着优裕的生活，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底层很有“痛感”。问题是第二个信息——这些大众的启蒙者在现实中鄙视底层，这是到底是为什么？

我想起秦晖老师（秦晖和他的爱人给我上过半年课，以老师相称不是攀附）关于国外左派一些评论。他说，国外，比如拉美国家的左派，他们不只是歪斜着眼睛批评时政的人（他们对革命不甚热衷），他们追求公平，但致力于建设，比如，通过发动民间和压迫政府为弱势群体解决住房、就业等生计。国内的左派往往以公平、正义的名义发动民意，呼唤革命，他们要利用民众，便恨不得老天把民众逼上绝路而后造反才称自己的意。其实，国内的知识精英和国外的右派也是南辕北辙。国外的右派追求自由民主，同时关怀底层民众个体的“人权”状况。国外的右派关怀民间，又不缺少行动，他们甚至主导变革，甚至领导革命。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独立战争是贵族领导，平民参与的革命。这是很特殊的美国现象），甚至俄国的十二月党人都是贵族革命的经典。国内的知识精英则大多贪图私利，他们追求“自己的”自由，但忽略“别人的”自由，他们和民间保持距离。他们既害怕承担道义，又缺乏行动的能力，因此，他们或者躲避与己不利的真相追问，或者干脆如摩罗一般倒向政权，将通过启蒙民间积累起来的声誉卖个好价。所谓的学问和真理对于他们仅仅是衣服鞋帽，绝非骨骼血肉（这种机会主义的习性我自己也深染其中）。

但是，如此分析并没有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学理和人性何以对立，即中国的知识精英为何既以启蒙民间为己任，又骨子里鄙视底层。我久思不得其解，正好读到刘小枫先生的《沉重的肉身》中《丹东与妓女》一篇，突然有所醒悟！启蒙者对于同一历史事件，甚至对于同一底层民众，即使都是出于启蒙的任务，出发点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集体叙述的角度，一个是个体自由的角度。前者是把启蒙的对象高度抽象化，里面包含了最高的“人民原则”，但是缺乏对个体人性的关怀——革命暴君罗伯斯庇尔正是这样的人。后者却是真正的人本角度，是从底层，从人的个体自由这个角度来关心作为启蒙对象的那个整体——醒悟了的丹东（和他的妓女）则是这类人。中国由知识精英们主导的启蒙运动历来缺乏对“人”的关怀，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启蒙者，他们关心历史的宏大叙事而蔑视真实的个体自由。这样的启蒙，一个是把启蒙当作终南捷径，另一个由启蒙出发，蜕变成暴力和专制。中国人100年来一直追求自由主义的启蒙运动，却始终南辕北辙，原因就是缺乏真正以个体自由为依归的启蒙运动。上个世纪，胡适先生说争个体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胡适本人为人谋事均始终如一地体现了对个体的人的尊重和爱护，但是他的高尚主张既被伪自由主义抛弃，同时也被张牙舞爪的左派声浪淹没。当下中国的知识阶层中有胡适这样主张的人，他们的遭遇比当年的胡适更差1万倍。比如，没有敌人的刘@晓@波在监狱，维护理性的自由主义的茅于轼整天被人唾骂，还有那些为别人维权的艾@未@未、许@志@永等等，他们连个人的自由都无法保障。但是，他们才是中国真正的自由主义精英，不仅是知识精英，而且是行动的精英！

而本文开头提到和后来论及的那些貌似独立的知识精英（相当的多数是所谓右派知识分子群体）大概应该归类于“人民叙述”的爱好者，而不是人本主义的启蒙者，他们眼中只有人民，没有“人”。这种思维理路其实和极权主义暗通曲款，这样的名流和精英蔑视和拒绝“被启蒙”的个体的“人”，就是自然而然的逻辑结果。说到这里想起来一件事情。10年前自己在一个小地方的机关里混饭，和当地的那般“假名流”时从过往。当地有一个鲁迅“专家”。此人以鲁迅的传人自诩，写过几篇鲁迅研究的文章，混了个教授的头衔。当时尚处“江湖之远”，满腔子的正义感和启蒙大众的使命感，可惜文笔实在一般，以我的眼光，他之热爱鲁迅只能是对先生的玷污——他更像一个吃死尸的秃鹫！不过他本人不这样认为，如果谁哪怕有半句对鲁迅的不敬，他马上跳到半空——比鲁迅跳得还高，指着别人的鼻子大骂。这位专家每写出一篇半吊子杂文，就殷勤地跑到报社“求告”，编辑经不住磨和泡，不时拿一点发表，集腋成裘，没想到几年下来声名日隆，被有关领导慧眼识得，于是卖了个好价——做了政协副主席。之后，这位老兄便更换门面，镇日板着一张驴脸在各种场合替党说话——比宣传部还肉麻。我觉得，所有那些体制内崇尚集体主义的知识精英，以及那些体制外等待招安的所有各色知识精英，都应该归于这个政协委员之类！

说明：“法国的妓女”即指法国大革命时期与丹东有染的妓女玛丽昂。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玛丽昂被革命者以人民正义的名义审判定刑为社会渣滓。她发表演说激烈反抗以人民的民意，也就是以宏大叙事的理由，消灭个体自由，包括自己卖淫的自由。丹东正是在革命的工具性或人本性上与罗伯斯庇尔分道扬镳，继而发生冲突，最后被自己发起的革命绞杀——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