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是道德溃败之源(转)
公有制是道德溃败之源(转)
公有制是道德溃败之源
作者:木然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0-6-5
在我住的小区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水库,在距离水库不到百米的地方有一片没有利用的土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水库边上的居民在开垦这片土地,一到春天,就看到忙碌而又休闲的人们在这片土地种上了各种各样的农作物,有葱、大蒜、豆角、大豆、玉米、辣椒、胡萝卜、小麦、黄瓜、香瓜、地瓜、生菜、曲麻菜、茄子、西红柿等,好似一幅都市村庄的风景画。引起我兴趣的当然不止这些,还有就是每一个用户都用小树枝把自己种的地圈起来,就是这么一圈,行人就绕着走,不去踩踏那片种上农作物的土地(那些小树枝一脚就可以踹倒)。秋天的时候,看着让人眼馋又伸手可得的诸如黄瓜之类,却很少看见有人偷。有一次,我和我的学生说,去偷一个黄瓜吃。黄瓜是偷来吃了,感觉和市场上卖的味道不一样,纯天然的绿色食品。不过吃完之后却不自觉地产生了羞耻感和恐惧感。
树枝立,道德生,篱笆立,道德行。那片地是公有土地,公有土地却没有人负责管,没有人管的公有土地就表明公有制的道德缺位。而当地住户把这个没有人管的土地圈起来,就有了财产的归属(至少在临时意义上),更为有意思的是,这片土地的用户不是一家,而是有二十多家,没有一个人想垄断这片土地。有了不同用户财产的归属,人们的道德秩序就建立起来,由人确立的道德秩序原来是如此的简单。西方的一个穷人茅草屋引发的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昭示的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中国有句话说得好,有恒产者有恒心。就是写《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也谆谆告诫君主,一个君主为了统治国家可以不择手段,但君主无论如何不能侵犯人民的财产,否则就会彻底失去统治的合法性。
在哈耶克看来,人类自生自发秩序形成和扩展的过程,也就是道德秩序产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法治,因为道德与法治相比,道德是非常脆弱的。尽管道德与法治属于不同的领域,但道德若无法治的保护,道德将不堪一击。道德与法治都根源于财产,确切地说都根源于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并不是万恶之源,因为它是市场经济得以确立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市场运行的主要内容。私有财产产生了自由、平等、法治、竞争等道德文明。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的上层建筑是宪政民主。一句话,私有财产是道德文明和政治文明之源。这些简明扼要的观点对社会制度具有批评和改造功能。
中国的道德观的滑落还要从历史说起,中国古代的道德不管虚伪与否,道德是存在的,对人们的行为是起着制约作用的。在中国历史上与私有财产直接相关的道德论述有《管子·牧民》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有《孟子·滕文公上》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与私有财产没有直接相关的有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无为、谦卑、敬畏”。道德的破坏首先就是对财产的破坏,就是从拆篱笆开始,俗称打土豪分田地。推倒了篱笆,把土地由私有变成了公有,道德失去了依托,道德秩序瞬间坍塌,道德虚无主义以伪崇高的形式粉墨登场,张思德是一例,雷锋是一例。专制者道德水平越低,其树立的道德偶像标准越高,这一现象很值得玩味。
公有制是权力滥用的逻辑前提和行为基础。在城市的强制拆迁,在农村的强征土地都是以人民的名义、以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名义做的,公有制成了权力滥用的基本标志和最好借口,城市的土地是国有的,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的,都不是私人占用的,运用公共权力进行拆迁和征地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权力代表着国家和集体,暴政之下产生的必然是暴民,在征地与拆迁中引发的多起命案都与公有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公有制如果插上GDP的翅膀,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承诺,就会荡然无存。
公有制的产生导致了人们思想的公有化、国有化。公有化的结果就是使每一个人失去了独立思考的基础,失去了独立思考的价值和尊严,每一个人的头脑都成了伟人、政治家思想的跑马场。不但人们不能思考社会科学的问题,就是自然科学也不能思考,甚至会出现在数学中拥护党、在生物学中拥护党、在物理学中拥护党的笑话,自然科学也变成了国有化。这样不但科学失去了它的意义,就连“真理这个词的本身已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它不再说明某种有待发现的东西”,“它成了某种要由当权者规定的东西,某种为了有组织的一致行动的利益必须加以信任的东西,并且是在有组织行动的有迫切需要的关头又必须加以更改的东西。” 并由此造成了对真理玩世不恭的态度。(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55页)
公有制导致了道德的堕落。有人说,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人们的道德水平高,对此,刘军宁早已经做了令人信服的回答,他认为, 首先,五十年代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充斥着“指示”、“贯彻”、“学习”、“检举”、“揭发”、“改造”、“批判”、“检讨”、“错误”、“罪行”、“打击”、“惩办”等说明的是道德破灭。“谁又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以阶级斗争为纲、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拒绝世界文明的优秀遗产、闭关锁国、盲目自大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有人会说,五十年代比现在廉洁。可是,高层干部中如高岗之流的奢糜、大饥荒所滋生的中低层干部的特权不正是後来的结构性***的先兆吗?”其次,政治生活中充斥着迫害、出卖与谎言。所谓的“美德”与在镇压反革命、所有制改造、反右斗争、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等具有政治性的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盲从与愚昧融为一体。
公有制是家贼和外鬼的必争之地。在私有制内部不可能出现***,私有者可以胡乱支配自己的财产,却不能偷盗自己的财产。公有制财产表面是人人所有,实际上却是人人都没有,其结果是,每一个人都不把自己真正视为财产的主人,每一个人都成为潜在的国有财产的偷盗者。一个真实的故事很恰当的说明了这一点。一个纺织厂的工人上班的时候都带着一个大饭盒,这一大饭盒除了吃饭之外就是偷工厂的棉花,饭盒越大,偷的棉花就越多,最后因为多种原因导致了这个纺织厂的破产,当纺织厂宣布破产的时候也没有听说一个工人去维护这一公有制企业的利益,工人觉得和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关系。作为公有制企业的代表者的管理人员,把公有制企业当成一块唐僧肉。
公有制是谎言的最终根源。社会主义国家都证明了托克维尔的命题:“民主在自由中寻求平等,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公有制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专制,公有制的内在逻辑和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的苏联,***的中国都是典型的例证。政治上的专制充斥的是谎言。“凡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它就有灌输来代替宣传,使用暴力与其说是恐吓民众,不如说是为了经常实现其意识形态的教条与谎言。”(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三联书店,第441页)阿伦特说的极权主义就包括苏联,中国的体制是照抄照搬苏联的,所以适用于苏联的分析同样适用于中国。列宁说和狼在一起就要学会狼叫,这句话可以借题发挥,和谎言在一起就要学会撒谎,专制社会灌入的是谎言,输出的也只能是谎言,套用小品的一句话就是:用谎言来证明谎言得到的肯定是谎言。
作者:木然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0-6-5
在我住的小区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水库,在距离水库不到百米的地方有一片没有利用的土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水库边上的居民在开垦这片土地,一到春天,就看到忙碌而又休闲的人们在这片土地种上了各种各样的农作物,有葱、大蒜、豆角、大豆、玉米、辣椒、胡萝卜、小麦、黄瓜、香瓜、地瓜、生菜、曲麻菜、茄子、西红柿等,好似一幅都市村庄的风景画。引起我兴趣的当然不止这些,还有就是每一个用户都用小树枝把自己种的地圈起来,就是这么一圈,行人就绕着走,不去踩踏那片种上农作物的土地(那些小树枝一脚就可以踹倒)。秋天的时候,看着让人眼馋又伸手可得的诸如黄瓜之类,却很少看见有人偷。有一次,我和我的学生说,去偷一个黄瓜吃。黄瓜是偷来吃了,感觉和市场上卖的味道不一样,纯天然的绿色食品。不过吃完之后却不自觉地产生了羞耻感和恐惧感。
树枝立,道德生,篱笆立,道德行。那片地是公有土地,公有土地却没有人负责管,没有人管的公有土地就表明公有制的道德缺位。而当地住户把这个没有人管的土地圈起来,就有了财产的归属(至少在临时意义上),更为有意思的是,这片土地的用户不是一家,而是有二十多家,没有一个人想垄断这片土地。有了不同用户财产的归属,人们的道德秩序就建立起来,由人确立的道德秩序原来是如此的简单。西方的一个穷人茅草屋引发的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昭示的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中国有句话说得好,有恒产者有恒心。就是写《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也谆谆告诫君主,一个君主为了统治国家可以不择手段,但君主无论如何不能侵犯人民的财产,否则就会彻底失去统治的合法性。
在哈耶克看来,人类自生自发秩序形成和扩展的过程,也就是道德秩序产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法治,因为道德与法治相比,道德是非常脆弱的。尽管道德与法治属于不同的领域,但道德若无法治的保护,道德将不堪一击。道德与法治都根源于财产,确切地说都根源于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并不是万恶之源,因为它是市场经济得以确立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市场运行的主要内容。私有财产产生了自由、平等、法治、竞争等道德文明。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的上层建筑是宪政民主。一句话,私有财产是道德文明和政治文明之源。这些简明扼要的观点对社会制度具有批评和改造功能。
中国的道德观的滑落还要从历史说起,中国古代的道德不管虚伪与否,道德是存在的,对人们的行为是起着制约作用的。在中国历史上与私有财产直接相关的道德论述有《管子·牧民》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有《孟子·滕文公上》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与私有财产没有直接相关的有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无为、谦卑、敬畏”。道德的破坏首先就是对财产的破坏,就是从拆篱笆开始,俗称打土豪分田地。推倒了篱笆,把土地由私有变成了公有,道德失去了依托,道德秩序瞬间坍塌,道德虚无主义以伪崇高的形式粉墨登场,张思德是一例,雷锋是一例。专制者道德水平越低,其树立的道德偶像标准越高,这一现象很值得玩味。
公有制是权力滥用的逻辑前提和行为基础。在城市的强制拆迁,在农村的强征土地都是以人民的名义、以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名义做的,公有制成了权力滥用的基本标志和最好借口,城市的土地是国有的,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的,都不是私人占用的,运用公共权力进行拆迁和征地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权力代表着国家和集体,暴政之下产生的必然是暴民,在征地与拆迁中引发的多起命案都与公有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公有制如果插上GDP的翅膀,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承诺,就会荡然无存。
公有制的产生导致了人们思想的公有化、国有化。公有化的结果就是使每一个人失去了独立思考的基础,失去了独立思考的价值和尊严,每一个人的头脑都成了伟人、政治家思想的跑马场。不但人们不能思考社会科学的问题,就是自然科学也不能思考,甚至会出现在数学中拥护党、在生物学中拥护党、在物理学中拥护党的笑话,自然科学也变成了国有化。这样不但科学失去了它的意义,就连“真理这个词的本身已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它不再说明某种有待发现的东西”,“它成了某种要由当权者规定的东西,某种为了有组织的一致行动的利益必须加以信任的东西,并且是在有组织行动的有迫切需要的关头又必须加以更改的东西。” 并由此造成了对真理玩世不恭的态度。(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55页)
公有制导致了道德的堕落。有人说,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人们的道德水平高,对此,刘军宁早已经做了令人信服的回答,他认为, 首先,五十年代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充斥着“指示”、“贯彻”、“学习”、“检举”、“揭发”、“改造”、“批判”、“检讨”、“错误”、“罪行”、“打击”、“惩办”等说明的是道德破灭。“谁又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以阶级斗争为纲、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拒绝世界文明的优秀遗产、闭关锁国、盲目自大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有人会说,五十年代比现在廉洁。可是,高层干部中如高岗之流的奢糜、大饥荒所滋生的中低层干部的特权不正是後来的结构性***的先兆吗?”其次,政治生活中充斥着迫害、出卖与谎言。所谓的“美德”与在镇压反革命、所有制改造、反右斗争、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等具有政治性的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盲从与愚昧融为一体。
公有制是家贼和外鬼的必争之地。在私有制内部不可能出现***,私有者可以胡乱支配自己的财产,却不能偷盗自己的财产。公有制财产表面是人人所有,实际上却是人人都没有,其结果是,每一个人都不把自己真正视为财产的主人,每一个人都成为潜在的国有财产的偷盗者。一个真实的故事很恰当的说明了这一点。一个纺织厂的工人上班的时候都带着一个大饭盒,这一大饭盒除了吃饭之外就是偷工厂的棉花,饭盒越大,偷的棉花就越多,最后因为多种原因导致了这个纺织厂的破产,当纺织厂宣布破产的时候也没有听说一个工人去维护这一公有制企业的利益,工人觉得和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关系。作为公有制企业的代表者的管理人员,把公有制企业当成一块唐僧肉。
公有制是谎言的最终根源。社会主义国家都证明了托克维尔的命题:“民主在自由中寻求平等,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公有制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专制,公有制的内在逻辑和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的苏联,***的中国都是典型的例证。政治上的专制充斥的是谎言。“凡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它就有灌输来代替宣传,使用暴力与其说是恐吓民众,不如说是为了经常实现其意识形态的教条与谎言。”(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三联书店,第441页)阿伦特说的极权主义就包括苏联,中国的体制是照抄照搬苏联的,所以适用于苏联的分析同样适用于中国。列宁说和狼在一起就要学会狼叫,这句话可以借题发挥,和谎言在一起就要学会撒谎,专制社会灌入的是谎言,输出的也只能是谎言,套用小品的一句话就是:用谎言来证明谎言得到的肯定是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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