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纪云，一位令人敬仰的政治家

田纪云，一位令人敬仰的政治家



田纪云，山东肥城人，1945年5月入党，1945年1月参加工作，中学文化。1981—1983年，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1983—1987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副组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五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三届、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最近，田纪云最近出了一本书：《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炎黄春秋》杂志总编辑、潜规则一词的发明者吴思，读了此书后写了篇文章，题为《改革开放的第一定律：自由定律》，曾刊登在《南方周末》上。

在此书中，田纪云提出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国有企业”即“官办企业”。人们从中了解到，所谓“姓社姓资”，其实是一个假问题，真问题是“姓官姓民”。田纪云在此书中说，“民办与官办是不一样的。人民公社就是官办的，一大二公行不通。官办工业也不佳，相当一部分要走破产的路子。我敢预言，要不了几年，各种形式的民营经济将成为我国经济的主体。”田纪云在领导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体会到，国有企业自负盈亏的道路并不好走。包字进城，奈何国有企业包不彻底，负盈不负亏，穷庙富方丈，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代理人侵犯出资人利益之类的问题一直存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改革者努力将经营业绩与经营者的个人得失紧密挂钩，走到最后，重新发现了一度被消灭的自由企业制度，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商品生产者”。

民营企业天然就是这样的生产者。2004年，田纪云写道：“我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有很多优势：1.它产权最清晰，是谁的就是谁的；2.责任最明确，自担风险，自主经营，自负盈亏；3.机制最灵活，怎么办效益好，它就怎么办；4.起步快，可以因陋就简，由小到大，逐步发展；5.适应性强，干这个不行，马上掉头干其他的；……”。2002年5月，通过比较不同地区的发展，田纪云做出了一个规律性的概括：“实践证明，哪个地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快，哪个地方的经济总量就增长得快，经济就繁荣，财政收入和人民收入就增加得多，就国泰民安。”

在此书中，田纪云多次用“官办企业”代替“国有企业”。吴思认为：这是更接近真相的提法。所谓“姓社姓资”，其实是一个假问题，真问题是“姓官姓民”。官员对官场的兴趣大于对市场的兴趣，而民众则视市场为安身立命之地。利益攸关不同，满足市场需要的激励强度不同，在市场上，姓民通常优于姓官。

1992年，田纪云在中央党校讲话，总结了苏联东欧执政党垮台的教训。他说：“苏联的垮台，绝不能只把它视为一两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这方面的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由于出了个戈尔巴乔夫，那么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并没有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也垮台呢？东德的昂纳克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东德不也是柏林墙一拆就垮台了吗？”

2002年，在另一篇文章中，田纪云又引用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999年12月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的说法。普京说：“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经济的意识形态化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走一条死胡同，偏离了人类的康庄大道。”

什么是死胡同，什么是康庄大道？田纪云认为：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指引我们走出僵化的计划经济的死胡同，迈向了符合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田纪云还将经济的意识形态化，将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与亡党亡国相提并论。

在最新一期《炎黄春秋》杂志上（2010年第6期），田纪云撰文谈从政体会中，呼吁高级领导干部要激流勇退，不要恋权恋位。而领导干部退休，关键是要“休”。千万不可再利用各种关系干预“朝政”，对现在的领导人指指点点。这篇文章，直指“老人干政”，更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关注。

现年81岁的田纪云在这篇题为《我从政的几点体会》一文中指出，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多次说过，部长干到65岁，中央领导干到70岁就可以了，“现在人才辈出，不愁后继乏人。要明白，到了眼睛睁不开了，嘴巴合不拢了，腰也直不起了，头脑也不清醒了，还赖在台上，是不讨人喜欢的。”文章又说，“革命就像接力赛跑一样，一人跑一棒，你的一棒跑完了，就坐到一边休息去吧，不要再对跑下一棒的人指手划脚。”；“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而且转得更好！”

田纪云说，他从1941年入伍至2003年退休，从政62年，期间，在地方工作40年，在中央机关工作22年。在长期从政同各种人物打交道或相处中，深深体会到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起码应具备以下政治品德：

要敢于坚持原则，这是作为一个高级领导干部最基本的素质。在关键时刻，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要敢于说真话，不能做墙头上的草，刮风两边倒。当一个错误潮流来临，个人又无力抗拒时，也要尽量避免卷入，不说或少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违纪的事。例如“***”，谁也抗拒不了，但你至少可以不去诬陷他人，更不要去打人。

要处以公心，秉公办事，这对领导干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品德。主要体现在用人、容人和团结人三点上。所谓用人，就是要任人唯贤，不能任人唯亲，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小圈子，更不能以人划线，拉帮结派。古人说，“举贤不避亲”，不能倒过来，变成“举亲不避嫌”。所谓容人，就是要谦虚谨慎，博采众长。要心胸开阔，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凡是领导干部听不得不同意见的，刚愎自用，一触即跳，动不动就训人骂人，让人望而生畏者，难免决策失误，给党和国家造成损失。所谓团结人，就是要宽以待人，团结各方面的人，包括有不同意见的人；不要求全责备。田纪云说，不可搞“一言堂”，“家长制”，个人说了算。胡耀邦同志任总书记时，是我们党历史上最民主的时期之一，人们敢讲话，讲真话，不担心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

田纪云很多观点，都是老百姓想说的话，但鉴于中国体制，却无法说出来；或者说了也是白说。但从他口里说出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比如《炎黄春秋》2004年第3期《站在改革潮头的田纪云》一文，透露了田纪云的这段讲话，就深入人心；他说，“民主、法制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个政治体制问题；当今中国，依法治国，重在依法治权、依法治官，而不是治老百姓。”

2002年9月，在即将退出政坛前夕，壮志未酬的田纪云在回顾了共和国成立以来长期的“人治”历史，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沉痛教训之后，说出了上述一番话，三言两语就击中了要害。他以党内“清流”的形象，与那些脑满肠肥、贪得无厌的大吏、权臣的“浊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由于体制的局限，他在官场上也没有多大的作为，但有了这样的见识，有了这样掷地有声的论断，民众对这位卸任的高官刮目相看。

“依法治国，重在依法治权、依法治官，而不是治老百姓。”说得何等到位！如今，中国的问题成山成海、积重难返，正是是“权”和“官”不受制约所造成的。一切法律、法令几乎都只是“治老百姓”的绳索、锁链；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这是千古不易的铁律。依法治国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权力制约问题，

20多年前，无数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市民、干部及社会各界共同发出“反***、反官倒、要民主”的强烈呼声，目的也是要推进依法治国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但民众的呼声被压制，就注定了“权”和“官”肆意泛滥，无所顾忌；20多年来触目惊心的***，就来自“权”与“官”膨胀无度、不受约束的结果。

田纪云还对已故的两位前中共总书记充满感情，经常宣讲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在***逝世后，也是首位公开地正面评价他的高级干部。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7期，第一篇文章便是由田纪云所撰写的“国务院大院的记忆”，回忆了与***共事的点点滴滴，以及列举实例说明赵“一贯倡导节俭”。称赞他“一贯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讲排场。说赵在位期间，从未对自己的住宅、办公室大兴土木购置贵重高档用品；到外地调研，轻车简从，不清道，不戒严，不搞花架子，不搞假现场，不要地方当局事先导演。

近年来，中国民间对土地产权问题讨论激烈；其实，早在1993年春，在一次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爆发了一场关于土地私有化的激烈争论。

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田纪云坚持要求会议讨论原订议题之外的农业问题，大声疾呼道：农业的严重局面刻不容缓，这次会议上非讨论不可；执政党的会议如果总是象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以人事问题为唯一重要内容，而不以国计民生为头等大事，总有一天政权会出现危机。在万里、乔石和李瑞环等的支持下，会议临时改变议题。田纪云和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向会议作了关于农村工作的汇报，列举了种种农村危机后，提出了一整套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 “在农村逐步落实已承包土地归己所有”的方案。田纪云认为：过去写进宪法的关于土地方面的有关规定已经越来越不适用于现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并产生越来越多的矛盾。再不从根本上改变，首先是无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次是带来无穷的社会弊端，尤其是给农村基层干部提供了盘剥农民的可趁之机。田纪云的建议有两条：第一、向农民宣布他们各自承包的土地从此在法律上归私人所有，农民则向国家缴纳土地税；第二、尚未分配承包的荒地、山岭、滩涂等，可宣布收归为三级国有（国家、省、县），今后的开发者须依法向政府购买或订立承包合同。

但田纪云的建议遭到指责，被认为这种建议是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当时，元老中以思想开明著称的万里支持田纪云，建议学习西方国家的做法，占有土地者要每年给国家缴纳土地税，使用自己土地所得收获，无论是个人或企业都要按比例再缴所得税。可惜，万里、田纪云的高瞻远瞩，却被人以维护“社会主义性质”的名义否定掉了。

其实，高层都非常明了：农业的出路仍在于土地所有制的改革。早在1980年代就提出过最典型的两种主张，一是实行土地私有化，一是实行土地国有化并辅之以“永佃制”。但两种方案都在高层引起激烈争论，时至今日，种种方案仍然是久议未决。

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如此艰难，除了各种表面的理由，最根本的问题是，名为“公有制”，实为高度垄断制的经济制度；名为“公有制”，实为“官有制”。改掉了这种“公有制”，就等于从经济上剥夺了官的不受制约的特权，也从一定程度上铲除了官员***的根基，于国于民善莫大焉。但是，土地私有化也将逻辑地引发全面的私有化，从而消解现行制度的经济基础，导致根本性的制度转型……。试想，如果早就实行土地私有，怎么可能出现如今全国此起彼伏的血腥拆迁和高居不下、民怨沸腾的房价？中国经济又何来不断虚肿上涨的血的GDP?!……

若想到这些，相信绝大多数老百姓都会对田纪云这样的中国当代政治家，生出由衷的敬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