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不是改造，任重而道远（转）

作者：江上小堂1
　　　　
　　　　近代以来，为了所谓的强国，其实是为了“强权”，为了强大政权，中国先是搞了“洋务运动”，失败了；接着又搞“戊戌变法”，又失败了；再后，又搞“新文化运动”，现在看来，还是失败了。
　　　　那么，我们看，近代中国社会在西方社会的挑战和参照下，经历了一次次地调整。先是从器物层面，再递进到制度层面，最后落脚到价值层面。这一过程，有其合理性。受其巨大的保守性所制约，中国社会总是企图做出最小的调整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就显示出中国转型的被动性。“明治维新”不只是政治上的变革，同时还是整个社会思想上的变革。而且，思想上的变革要先于政治上的变革。与中国近代亦步亦趋，由表及里，思想与政治不相同步的变革不同，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整个社会的价值层面上，制度层面上，器物层面上的同步性比较一致和协调，而且整个社会在价值层面的变革要先于政治制度的启动。这当然与日本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地理特点有关。历史上，日本处于文化的边缘地带，是文化的跟随者而不是发源地。所以，不会产生文化上的自大心理，容易“见贤思齐”；另外，日本地域狭小，没有纵深，又是岛国，那么就可以从四面八方接受新的思想并得到迅速传播，非常地通透
　　　　新文化运动，从最根本的价值层面着手，这个位置应该说是找准了。强国首先要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提高国民素质。这个不能否认。但是在内容上，有重大偏差。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主张就是要将个人从宗法家族中解放出来，而纳入国家主义的旗帜之下，所以必然要反对儒家的“孝”，必然要反对宗法家族。新文化运动没有将个人自由放首位，或者说将“个人自由”就理解为从宗法家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那个人相对于国家政权，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意识是要牺牲个人自由，成全“国家自由”，如此才能增强国家的凝聚力，使得国家强大。殊不知，这样做，根本不能使国家保持长期的增强，只能是在国家贫穷的基础上维持一个强大的政权。可以在牺牲众多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对抗西方的挑战。只有少数人，如胡适将个人自由放在首要位置，说过，“争个人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而许多人，如孙中山则主张为了“国家的自由，要牺牲个人的自由”。
　　　　
　　　　在方式上，新文化运动采取的是“启蒙”。所谓“启蒙”就是先觉者启发后觉者，通过各种渠道宣传新思想，进行思辨，讨论，以理服人。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下，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在具有自我认识的基础上，出于自由的意愿而认可新的思想。这是正确的方式。如果始终如一采取这种方式传播新的思想，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新的思想，而且新的思想中，提倡个人自由的思想也必然会占上风，取得主导的地位。
　　　　
　　　　但是要让大多数中国人都接触新思想和认可个人自由，这个过程会非常长。这与日本的情况不同，单从历史文化传统和地域特点两方面考虑，中国的阻力就更大。所以，必须要有耐心和持之以恒，不然就会欲速而不达。
　　　　
　　　　事情正是如此，众多的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自认为掌握了真理，就放弃启蒙而转为“改造”了。“改造”与启蒙大不相同。“改造”是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主张。自觉自愿同意我的主张的，自然没有话说，就是同志。不同意的，就强迫其接受。愿意服从，就加入革命队伍，就是革命的，就是代表正义的。不同意我的主张的，反对我的主张的，就是“反革命”，那就要斗争，要消灭。这样，很快地，新文化运动传播思想的“启蒙”方式，就转变为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改造”方式。
　　　　通过“改造”来传播新思想，无疑是违反个人自由的。个人通过“改造”而树立的思想，也必然不是建立在自我清醒的认识和自由意愿基础之上。这样，个人必然成为“新思想”的奴隶，被“新思想”所奴役和控制，丧失个人意志，成为强权的工具。
　　　　当前，中国社会仍然需要“启蒙”，需要先觉者启发后觉者。“启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将是中国向自由民主社会转型的必要和首要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启蒙”没有错，但切不要再将“启蒙”转为“改造”。
　　　　2010年6月8日